儒门弟子的终极理想是“为帝王师”，而不是“为帝王”，和最高权力合作是历代儒门的现实选择，后世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八股文取士，没人说半个不字，现在的楚风用新儒学和大汉法律取士，士人们自然要主动去读《四书新解》、《五经新编》和《大汉钦定宪法》。

有钱、有人，楚风很快就有了他所希望构建的政权体系，庶政官员们紧随着汉军北伐的脚步，把这一体系建立在所有的光复区。

七品以上，要么任用故宋时期有清名的官员，如文天祥、郑思肖、曾渊子等等，要么以琉球、临安政法学院毕业生充任，或者科举考出的进士直接任用，或者举人经学院培训除授；七品以下基层官吏，则三分之一选用本地贤良包括地方上的起义抗元领袖，三分之一留给汉军伤病退役中下级官兵，三分之一给科举出身的秀才。

唐朝时候，科举一科取士不过数十人，到百余人已是极多；故宋朝喜养士，也不过数百人；大汉帝国的行政机构延伸到乡镇，远比唐、宋规模庞大，临安科场一年取士数千，还在四川、荆湖、闽广、中原等地新开“恩科”，让士人们就近考试、就近做官，免得长途往来耽误时间，以便尽快建立完善基层政权。

除了临安的“正科”，闽广、荆湖等地的“恩科”，另外还有沿海各地开的“番科”——番科不是录用番人，而是取会番语、了解番事夷情的人，充实到南洋总督府、北洋总督府，分派高丽、日本、吕宋、三佛齐、占城等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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