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批私营企业破土而出。这些私营企业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产业分包，即将部分低端非核心技术的开发和服务外包给这些企业，使之成为欧美企业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无法与中国、墨西哥等国抗衡，因此，印度私营企业走上了以输出智力为主的软件和服务外包的道路，以减轻对本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经过近20年的打拼，印度的软件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成就斐然，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一路领先于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独领**的一面旗帜。

但是这一变化是在现行科技体制之外兴起的，并没有触及现行科技体制本身。对于现行的科技体制的最大触动便是如何将政府拨款的应用研究与企业的产业化开发相结合。但是，由于私营企业的兴起是印度科技体制之外的产物，其主导方向是以市场赢利为目的的民用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软件技术、国际服务外包、制药业等，与政府主导的空间、国防、核能等领域相脱节，因此国立研究机构的“应用研究”成果如何与企业的市场需求相结合，依旧是印度科研体制一个难解的症结。

这样的一种中央政府主导的科研体制，由于受制于政府研发经费的限制，人数和规模都不会很大，形成一种“精英”阶层，因此容易理解为什么像印度这样一个有着11亿人口的大国，全国直接从事科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9万多人，仅为中国的一个零头。又由于印度的研发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重点领域，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手中掌握的人均科研经费可想而知，虽然从无经费短缺之虞。但是相对于中国在科研领域的全线投入和举国体制。印度这些精英集团往往无法取得巨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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