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与会的其他同志是什么想法，但对我來说，我是最不认同这一点的，为什么呢，我是一个纪委的干部，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办案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要贯彻好这个原则，我们就必须重事实、重证据，不能脑袋瓜子一热，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定案，凭自己沒有证据支持的推断去定罪，说得不好听一点：这种办案方式，是古代那种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办案者的主观判断定罪量刑，与我们现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具体到叶鸣的问題上，我觉得：刚刚严书记和何局长对叶鸣与5.16血案有牵连的判断，我觉得是有点草率、有点牵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并沒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叶鸣找了省里的领导出面给龚志超说情，严书记与何局长的判断，只是依据举报人的沒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举报，还有陶永的一些模棱两可、语焉不详的供述，就此断定叶鸣给龚志超团伙充当了保护伞，这是很不严谨的，而且，我也亲自听过陶永的供述，他也只是说叶鸣找了省里的领导，替龚志超说情，但他也沒有亲眼看到，也说不出叶鸣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领导，所以，我认为陶永的供述，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并不能作为给叶鸣定罪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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