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郑日升，他是今天九月份来的，他家是外地人，具体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租了个房子住，具体地点我们也不知道。”

看来只能了解到这些信息了。

我和杨郁夫离开了街道。

又打了一台出租车去了XX区人民医院。

医院里人来人往的，还挺热闹的。杨郁夫说道：“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打的针，说不定已经打完了针回家去了。”

我说：“那没事，我有他的手机号，要是找不到就给他打电话。”

杨郁夫说：“要是找不到也只能给他打电话了。那天他既然说是得了感冒，那我们就去内科打针的处置室看看吧。”

我们进了医院大楼，按照指示牌找到了内科的处置室。入冬以来，流感肆虐，打针的人还真不少。我直后悔没弄个口罩戴上，以免传染。

我和杨郁夫一个人一个人地看着，药水的味道刺激着我的鼻子。我们在打针的人群中寻找着郑日升。

终于，我们发现他了！

我们看到郑日升正坐在墙角的一个单人桌子上，桌子中间有杆，杆上挂着输液袋，正在滴着消炎药。他的对面没有人坐着。我想，是不是他人品不好，招人烦，才没人爱和他坐在一起呢？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对面的椅子坏了，只剩下一根骨架，没有板子了，所以才没人坐。

他的表情看上去很哀伤的样子，眼镜搭在鼻梁上，鼻尖通红的，可能是这几天擤鼻涕弄的吧，头发也是乱蓬蓬的，他的身上披了一件土黄色的半新不旧的棉袄，好像很多年前我爸爸的工厂里发的工作服棉袄。他的左侧衣服袖子撸了起来，露出半截小臂，很是粗壮，手腕的内侧插着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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