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早在1928年就有了想法,1931年九一八之后开始全面进入准备,1937年蒋百里发表的《国防论》,只是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主要谈理论。比如那个“拿空间换时间”只是笼统的一提,长城、太行八陉、三阳线并没有正式发表出来。
在详细的规划中,包括资金筹措、后方基建、战略物资囤积、人力动员、战略部署、战役规划等多项内容。比如在《国防论》的导言中,蒋百里不止一处提到“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的一致”,以及“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以及“强兵必先强财”。而且《国防论》第一章《国防经济学》的开篇第一句,就是“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把经济和建设准备提升到很高的位置。
《抗战扩军规划》中,依然是按照原规划中的征兵数字,总征募1400万人!这个数字并非夸张,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全面抗战八年中,全国征募兵员总数的记录,《陈诚回忆录》中记录的是1220万,白崇禧《抗战八年军事概况》中的数据更为精确,征兵14049034,补充到各战区12266787人。还有一本1947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核准,征兵数字为13922859人,实际补充为1220万人。多个资料中这个数字的误差都在百分之一之内,说明这个数字经得起推敲,更说明尽管中国的整个东北、华北和东部虽然已经沦陷,但是依然具备这样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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