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日本作战的准备工作，早在1928年就有了想法，1931年九一八之后开始全面进入准备，1937年蒋百里发表的《国防论》，只是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主要谈理论。比如那个“拿空间换时间”只是笼统的一提，长城、太行八陉、三阳线并没有正式发表出来。

在详细的规划中，包括资金筹措、后方基建、战略物资囤积、人力动员、战略部署、战役规划等多项内容。比如在《国防论》的导言中，蒋百里不止一处提到“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的一致”，以及“生活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以及“强兵必先强财”。而且《国防论》第一章《国防经济学》的开篇第一句，就是“近世经济改革之原动，起于轮船铁路”。把经济和建设准备提升到很高的位置。

《抗战扩军规划》中，依然是按照原规划中的征兵数字，总征募1400万人！这个数字并非夸张，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全面抗战八年中，全国征募兵员总数的记录，《陈诚回忆录》中记录的是1220万，白崇禧《抗战八年军事概况》中的数据更为精确，征兵14049034，补充到各战区12266787人。还有一本1947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核准，征兵数字为13922859人，实际补充为1220万人。多个资料中这个数字的误差都在百分之一之内，说明这个数字经得起推敲，更说明尽管中国的整个东北、华北和东部虽然已经沦陷，但是依然具备这样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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