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国道：“事情有经权之分！虽然现在北庭之战已经结束，但中部的情况却比战争还危险。在这种时候必须当机立断，从权行事！而且我敢断言，若是将这些奸商铲除，不但不会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而且全境之内，无论军民都会欢呼称颂。”

张毅也点头道：“国老此策也有道理。天下之纲常大义，莫过于君臣，然而孟子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臣不可弑君，此为千古大禁，但贼民之独夫则当除之而后快。君犹如此，何况商贾？这便是从经还是从权的分别了。高昌、龟兹的那些奸商不顾国困民贫，还在那里拼命抬高粮价，弄得国家困顿，军士生忿，民怨载道，若我们趁势将这些害群之马除掉，不仅军心可慰，百姓也必然拍手叫好。”

郭汾听得有些犹豫，问郑渭和薛复道：“郑长史、薛都督认为怎么样？士兵与百姓会否反对？”

薛复想了想，很谨慎地道：“士兵们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奸商最是反感痛恨，如果我们事前能够加以说明，全军兵将对此是不会有意见的。”他这两句话其实只是陈述事实，但说将出来却仿佛薛复也赞同了一般，郭汾也就点了点头。

郑渭道：“老百姓多半也不会骂，若将这些高昌大商人铲除，高昌的粮价马上就能降下来，中部的百姓多半会像杨国老说的那样欢呼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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