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体国民经济来说，企业最基础的作用在于解决业、贡献税收、拉动经济。数据的说服力是明确的。早在二零一一年，仅小企业贡献了全国百分之六十以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十以的税收，并创造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城镇业。过去十年，民间投资曾是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活力来源，特别是近几年，民间的投资增速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高水平，民间投资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占，十年前是百分之三十六，今年前十个月则是百分之六十四。”

“必须承认，这些年国家对你们保护不够，你们的不少人信心不足。这是为什么呢？是对产权保护不放心，对人身和资产安全方面有担心。也正是部分出于这样的担心，海外追逐绿卡、资产外流甚至是转移，成了一些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我知道你们的抱怨和担心的事情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担心也是由于多方因素的纠缠。如说营商环境不好，有时涉及到行政效率的低下，有时则是地方政府一些不讲诚信，换领导换路线导致的政策反复，吃拿卡要，把企业当肥羊来宰的灰色手法。而不安全感，则大多来自对产权的担心，如法律的不健全，以及现实侵害企业和企业家利益的负面案例的示范效应。”

“央领导认为，堵塞不理性的海外投资、遏制资本过快外流是为了保障我国经济更健康发展，但是，根本性问题的解决则需要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说，法治的保障是最根本的保障，法治不彰，灰色的手肆无忌惮，法治跟得，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营商环境、竞争环境才谈得顺理成章。核心是三点，一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二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权益，三是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自主经营权。这三方面的内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社会的个人产权遭到侵犯，或非公有企业的产权遭到侵犯，法律对产权的保护缺位，那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预期紊乱，而一旦预期紊乱，创新创业会失去动力。唯有使广大人民、众多企业经营者有财产安全感，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公平保护财产权，最重要的是要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法律是一视同仁的，法律法规让公有财产和非公有财产一律受到保护，使公众有财产安全感，全国下都会因为有良好的预期而产生动力和活力。对于政府而言，为了激发和保护企业和投资人，一定要守信践诺，取信于民， 各地政府不能以政府换届或领导人更替等理由违约，不能将公权力凌驾于法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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