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利说的就是你!
还有许多涉及景、武两朝的事,是不能秉笔直书的,只能以隐约之意,这是司马迁在经历李陵之祸后的抉择。这些“唯唯,否否”里隐含的未竟之辞,只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历史上,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理解,视之为“谤书”。
后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这些是否定司马迁的话,在任弘看来,其实是夸赞啊!
司马迁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六经洗脑的史官了,所以这书,实为子学时代最后一作。
不止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还写了西南夷、匈奴、朝鲜两越这些大一统国家内的民族史。司马迁曾亲自踏遍天下,实地考察,作为随行人员深入西南,对山川人文了然于心,也明白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是农,是虞,是工商,是芸芸众生,为此写了《货殖列传》作为列传最后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赞道:“以炎黄五帝始,以农虞工商和天下货殖终,有头有尾。”
这立意,实在让任弘叹为观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汉书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记,一字未改,因为这厮文字太好,笔力惊人,到了一字千金难以修改的程度。
时间,也只有时间能涤荡一切敏感词,让不能说的事变得能说,让人变得客观而不带先入为主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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