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四年时，孝武皇帝力排众议，决定重新对匈奴用兵时，给出了这样的理由：“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

雪耻、复仇，灭匈奴以全武功，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是先帝不能为众人道哉的目的。

“关西是大汉的根基，而关西需要这场战争！”

函谷关以西本为故秦地，民俗尚武而少文。而与之对应的关东之地，文化较之关西发达。故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之谣谚。

在孝武皇帝前，关东关西的对峙是很严重的，高皇帝留下的功勋贵族集中于关西，最后一位开国功臣申屠嘉执政到了孝景年间。而关东则为诸侯王所据，关东士人聚集在吴王、梁王、淮南王身边，隐隐与中央对抗。

可到了孝武时，诸侯国已削弱，开国的军功列侯也彻底衰败。大量关东士人为了前途，纷纷涌入长安，跻身朝堂。当时的文武名臣中，七成皆来自关东，加上表彰六经，以孝廉取士，连长安的中层官吏，也渐渐多了些关东口音。

关西的六郡良家子在六经上哪里玩得过关东人，他们从小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普遍认可的是驰骋沙场，立功边疆。若非对匈奴的战争让大量关西良家子跻身庙堂，他们恐怕早就被边缘化了。

在霍光看来，武帝朝的历次争执，不止是战和之争，枝干之争，也是地域之争，东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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