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各种势力中，左良玉一流乱兵和满洲人的兽军自然不用说了，即便是孙传庭整顿过的秦军，在河南也实行过大规模的三光灭绝政策。

南明军阀的那些军队就更不用提了，即使是南明末期最后的帝国之壁国姓爷郑成功，郑军的纪律和道德感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起义军中，即便是由于张献忠个人的“变态”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的西军，也始终维持着严格的纪律。

像大西军在四川进行屠杀时，既不能劫掠金银，甚至还要屠杀自己军队中的四川籍战友，已经到了完全反人性的地步。

甚至大量西军将士不能忍受这种漫无目的的屠杀，而选择了自杀。

可以说西军能够进行这种毫无利益可言的屠杀，完全是靠张献忠塑造出来的严格纪律来推动的。否则一支军队根本不可能在毫无收获和回馈的情况下，连自己人都进行灭绝性的屠杀和清洗。

这几乎接近于苏联的大清洗了。

相比较每到一处就毁灭一处的满洲兽军，和纪律越来越糟糕、破坏性越来越大的明朝官军，农民起义军并没有破坏地方。

正相反，大量数据说明了农民军占据的地方，社会生产急速恢复、经济也得到惊人的增长。那种把农民起义军说成“流寇”，说他们只会破坏，不懂得建设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数据和史料支撑的。

大西军进入云南以前，万历六年云南的耕地只有一万七千顷，明末的天启初年也还是一万七千顷左右。可到了清军打败大西政权，占领云南的顺治十八年时，云南的耕地已经达到了五万二千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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