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同时对明朝和正在北直隶一带活动的清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阿巴泰早前就已经向河间府一带北上。而一直逗留在黄河流域的图尔格，他虽然口口声声号称要南下向闯军复仇，可实际上却畏惧于闯军的兵势，借口大瘟疫的到来终于也准备撤回关外。

疫情以人口最密集的京师和清军逗留最久的黄河沿岸最为严重，所以无论是阿巴泰和图尔格都制定了一条绕开京师撤回关外的路线。

大疫改变了清军的进军方向，但它对明朝的影响显然更大一些。

大疫使崇祯非常忧惧，特别是人们都惯于从征应、休咎的角度来解释天灾，严重的疫情便很自然地被视为不吉的征兆。虽然没有人敢在崇祯面前提及亡国二字，但崇祯自己已经不止一次有过最坏的联想。

他不断地去奉先殿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当紫禁城中也有人感染瘟疫后，他又把张天师接进宫来书符、喷咒、奉经请解，但直到十月尚无缓解的迹象。

令他稍感宽慰的是，尽管征兆是如此不吉，可是孙传庭的表现却极好，送来了一封接着一封的报捷文书，让崇祯得以安心，受到鼓舞。

特别是崇祯收到了孙传庭从灵宝送来的报捷疏，当读到官军在汝州和新安连连大捷，杀死无数贼兵贼将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连拍御案说：“好！好！”

接着又读到“臣誓扫清楚、豫，荡尽贼寇，必不敢遗一贼以贻国家之患，以解君父之忧”一段话，他兴奋之极，连读数遍，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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