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导致儒学成了日本官方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信仰。

也演变成日本的武士在学习了儒家思想后，和儒者也依旧不沾边。而那些自愿追随老师学习儒家思想的日本平民子弟，则因为没有科举制度不能当官，只能永远在中底层打层，能够成为大名的家臣替其书写，已是这些平民子弟最大的幸运了。

久而久之，现今日本的儒学传播就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给平民子弟带来利益的儒学，自然就不会成为日本的主流学问，百姓们对其也产生不了兴趣。

而那些学通中日的真正儒学家们，也因为没有一个合理可靠的机制让本人、学生们从中受益，无法成为日本政权的一份子，渐渐就成了如“清流”一般的人物。

也许，他们表面上是受到了幕府乃至京都朝廷的尊重，但实际上他们于国家的任何事务都没有发言权。

好比担任幕府首席儒官的林罗山，哪怕贵为将军讲师，他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写写画画而矣。

更像一个“师爷”，而非官员。

结合日本儒学界的实际情况，葛三郎遂大胆提出“科举制”。

葛三郎相信，如果皇军能够帮助日本儒学界在日本推行科举制度，一方面能整合日本儒学界影响和力量为皇军所用；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同其文、同其语、同其思、同其人”，使日本能够长治久安，不复再有倭寇之患。

魏公公在研读了葛三郎的报告之后，亲笔批示几个大字——“高，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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