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层面来说，应该存疑留待观察。只能说目前已知的揭示分析角度，都非常严密。但我们无法保证，还有没有大家都未能看到的盲点。”面对领导的垂询，刘校长屏息敛神，每一个字眼都回答得非常谨慎。

主任只好换了个态度，与部长交谈：“黄同志，你觉得呢？”

部长毕竟级别又高一些，也敢说话：“外交部的惯例，是只与对方国家的现政府打交道。即使再有把握，也不该有任何偏私——常凯申殷鉴不远呐。当然，如果是外交以外的领域，看投入和成本了。”

此言可谓老成持重。

部里的国际关系研究司，得出的各种预测结论，往往并不是指导本部门工作的，而是被兄弟单位拿去用。

因为经贸的小举动，或者体团体啦、民间社团啦之类的交流，影响没那么大，往往可以先行一步，并且由圜转的余地。

而外交层面亲自阵、押注外国派系走向，那断无小事了。

历史最智障的反面教材，是常某申的自取灭亡：48年时居然觉得杜威很有希望，一边拿着杜鲁门的援助，一边公然给杜威示好——结果偏偏杜鲁门连任成功了。

刚好史泰林同志一招封锁西柏林、逼着西方二选一。

杜鲁门顺水推舟“弃亚保欧”，撤回全部对亚援助，集224亿美金、30万架次运输机的倾国之力，救下了欧洲。

柏林被围后俩月，三大爆发；百万渡江灭凯申后，柏林才撤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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