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顾骜越是懒得报头衔，越没人敢拦。

“您请。”

重新一脚油门，顾骜内心感慨：“这年代，对港商的保护礼遇，真是高啊。”

拍个宣传电影，能有这么高的规格。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也是当时的正常现象——

历史上，再过个五六年，意大利大导演贝托鲁奇来中国，拍《末代皇帝》的时候，那礼遇才叫让后世之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

就因为贝托鲁奇当时顶着“柏林金熊奖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的头衔，来到中国后，由文化部bu长全程陪同协调一切资源、文化部的副bu长亲自下场演剧中负责审判改造溥仪的那个官员角色。

而且压根不需要“横店造景”，直接到原剧情发生地取景拍摄。

发生在太和殿的事儿就太和殿拍、乾清宫的戏就乾清宫拍、“登基大典”就真的喊1万5千名群众穿了戏服三跪九叩；剧里的重要历史道具、直接从故宫博物院拿真迹来演，礼遇堪称空前绝后。

之所以“绝后”，是因为《末代皇帝》拍完的同一年，张一谋也靠《红高粱》在柏林拿了金熊奖。所以中国文化界的脊梁骨一下子挺起来了。

咱中国人自己也有金熊奖“获奖”，贝托鲁奇的“金熊奖提名”就不值钱了，以后再来的外国大导演，无论多大牌，都没有去故宫取景的待遇了。

当然，凭良心说，贝托鲁奇拍得还是很好的，《末代皇帝》虽然如此折腾，最后也拿到了8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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