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茨曼很快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回传给了彼得森和顾骜。
同时,也到詹姆斯贝克那边备案了一下——之所以只是备案,是因为詹姆斯贝克只是美国财长,理论上《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后续外贸怎么发展,跟他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李根总统那儿,会根据后续的外贸、逆差赤字走势,来评估詹姆斯贝克这一系列操作的有效性,相当于是一个总统考核财长的ki指标。
其实,历史上原本詹姆斯贝克的ki并不是很好,因为《广场协议》实施之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一下子缩小。
在85年最后几个月和86年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美国进口商的“削减进口规模”反应并没有那么快,买的日货几乎没变少,而单价却更贵了,所以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更大了。
这种滞后反应,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渐渐扭转,到87年全年,才完全实现压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所以,《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月,詹姆斯贝克依然是提心吊胆的,他非常害怕李根总统把他喊去臭骂一顿“你个蠢货搞了那么多小动作,怎么曰本人赚我们的钱越赚越多了?”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显得比詹姆斯贝克还要淡定。
施瓦茨曼回报回来说“nec和东芝不肯卖最先进一代的设备”,顾骜也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加重筹码、加快谈判、至少先把结算方式和报价敲定。不要让曰本人以后借机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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