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并不是没有走漏风声，一旦被外人知道，就马上换地方。而且多半是在深更半夜，连柳顺平本人都弄不清方向。由于柳顺平案情重大，我们的人提审一次，我们就换一个地方，连柳顺平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

大概柳顺平在东转西移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不是在做样子，演戏，而是动真格的。如果执迷不悟，抗拒调查，可能会罪加一等。也没有人来看望他、关心他、保护他。那些过去他认为是信得过的人、靠山、关系网等都不来搭救他。纪检人员还明确告诉他，如果说不出那些钱的去向，就全部算在他的头上，让他做冤大头，被重判。

他的精神和意志终于垮了，开始回忆过去的问题，像挤牙膏似的，陆陆续续做了交待。有些问题是知道的，有些问题是不知道的。最后，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如实回答。

“孙凌云主任看过他吗？”我问。

“看过。”刘书记回答。

“他说了什么？”

“我陪同孙主任去的，孙主任说，我早想来看看你，大家也想来看看你，但找不到地方，所以来得晚。你要配合好组织搞好调查，该说的就说。我们还在，争取早点出去。”

“柳顺平有什么反应呢？”我问。

“柳顺平始终不说一句话，等我们走后，他的眼泪无声地流出来了，后来大声痛哭。我们告诉了他国务院调查组关于凌河大桥垮塌的报告，关于原县长马志，原副县长高飞飞被抓的事，关于古汉科被通缉的事。我们告诉他如果执迷不悟，继续顽抗到底，我们将把他的老母亲请出来，跟他做工作。”刘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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