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长安的种种是非之后，秦晋从中悟到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的罪恶与丑陋是永远都铲不平的，想要成就大事必须得学会分清楚主次，如果每件不平之事都要不自量力的插上一手，到头还回来的只能是处处受敌与焦头烂额。

秦晋仔细的思量过，他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安禄山叛军，以避免原本历史上的悲剧发生。在这其间他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小人，诸如杨国忠、边令诚、程元振、鱼朝恩等。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已知的奸人都曾与之为敌，难道能将这种情况仅仅简单的归于秦晋有正义体制，专门招奸人的嫉恨么？

这种说法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不但是奸人，就连在秦晋眼中的忠诚同样也不愿与之为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高仙芝。

究其根源，还是秦晋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未来思维在作祟。他对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唐王朝有着深深的认同感，然而却天然的没有对王朝君主的忠诚。

纵观秦晋来到这个时代以后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从这种思维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他可以在叛军的重重压力下，选择带领地方军民奋起反抗，然而他又能毫无心理压力的加入针对天子的兵变……

所以，痛定思痛之下，秦晋自忖绝对再不能犯以前的错误，为了达到终极目标，可以选择与奸佞合作。

正如后世的一位伟人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也不能温良恭俭让。”换言之，在达到目的之前，可以学着卑鄙，学着暴力，可以向一切对达成目标有利的人或事妥协，只有如此才能笑道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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