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遭受打压的太子经历，已经使这个人养成了用人任事的谨小慎微，任用私人，也就顺理成章。信任的人不会轻易惩处，不被信任的人就算委以高官要职，也不会与私人一视同仁，但有犯错则铁面处置。宰相陈希烈其人则是属于后者的典型，虽然与李泌、李辅国谋划不轨，但却落得了与二李截然不同的下场。

幸甚，秦晋是属于前者的，作为被李亨信任的人，至少还有足够的空间施展拳脚。其实，秦晋不止一次的考虑过自立的问题，眼看着乱世将至，如果自立未必不能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但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又打消了据地自立的念头，一则唐朝威望依旧存在，毕竟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唐朝还处于盛世之中，威望如日中天，就算现在两京尽失，李唐依旧拥有着绝对无可比拟的人望。

在此之前，在秦晋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如汉末袁绍据地自立，一条就是小坊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前者不会受到掣肘，后者则能整合所有忠于朝廷的才智之士为己所用。各有利弊之下，秦晋最终还是选择了宁愿被掣肘，也不想做地方上的草头王。

而此时唐朝也不是当年的汉朝，李唐皇室依旧拥有绝对的人望和权力基础，将李亨作为傀儡，几乎是不可能的。

太上皇李隆基的西逃，与其说是唐朝权力中枢的垮塌，不如看成一次洗牌。秦晋事先摸到了一大把好牌，自然要将好牌用的淋漓极致，在这场权力洗牌中尽可能的占据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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