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士曾经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被滥用。被人用在犯罪上，自然不用说，那是罪大恶极，同样，刘博士也不希望精神催眠被运用在司法上。司法界一直在争论，如果精神催眠真的能够实现，是不是可以用精神催眠的方式，让犯罪嫌疑人说出全部的犯罪过程。

我和刘博士一样，持反对态度。人的大脑是最复杂的器官。没有人能确定在精神催眠的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错误，使得犯罪嫌疑人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说出事情的真相。被精神催眠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浑然不知，一旦作出口供，那根本是百口莫辩。

而另一方面，一旦使用催眠术的施术者产生了歹念，那控制司法审判太简单了。

我一边回忆着我和刘博士的讨论。一边被动地接受着温宁和领导对我说的那些话。终于，在喝了两杯咖啡之后，温宁和领导停了下来，该说的他们都说了，他们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等待我的回答。

我没有任何犹豫：“首先，如果只是学术上的研究，我非常赞同刘博士能够把研究成果留传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是学术研究机构的事情，而不需要警方介入。”我的意思非常明显。温宁听了之后，脸色微变。

近段时间，只要我和温宁提要求，温宁都会尽力帮我，他的心思我再了解不过。他是想通过我，让总队得到刘博士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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