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他们请了医生过来。

她一见到我，立刻热情地试图用抱我，说：“真是抱歉，夫人，我搞错了事情，害您受到了诬陷。您的身体还好吗？”

我没说话。

她是由一位同事陪着来的，此外没有其他人。

她当面又对警员解释了事情经过，就是那一番说辞。

警察不断地追问她细节，但她每次都说得一模一样。

她带来的护士同事是证人，即使警方告诉她们会保护她们，她们依然是那样的说辞。

因为她是受害人，无法对她测谎。

我就这样不被追究任何责任。

黑警员又请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此时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他刚刚并没有吭声，我担心他也被威胁，也没敢说话。

“同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在你说的另外几起案件里。我们在怀疑他，但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证人。”他小声说：“您所说的劫机事件我们也有所耳闻，但那起案子已经结案，犯罪份子供述，他们只是脾气暴躁，对空乘员的服务不满意而引起了纠纷。”

“乘客也相信？”

“只有当天的副机长韩千树说出了不一样的原因，但没有其他人认可他，也没有证据。”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可以从感情上相信你们，我和我的同事也在不断地怀疑他。可您知道吗？您有狂躁症的病史，您的话在法律上很可能不作采信。”

我先懵了，“我什么时候有过狂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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