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上书，再次因为康有为的上级领导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而未能递达给光绪皇帝，但是，这封上书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和上海见诸报端，在当时不亚于一次小小的“地震”。就连深宫里的光绪皇帝后来对此也有所风闻，并有意召见康有为，以当面听取康老师对变法革新的通盘设想。

但是，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也并非万事神通，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就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反对光绪皇帝直接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通过中间方式，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以了解康老师的变法主张。

1898年 1月 24日，对康有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该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奉命在总理衙门找康有为谈话。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起这次谈话，说荣禄曾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他却毫不客气地回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虽然康有为的反驳很有道理，但他只是个新进的六品小官，用这种口气回应当朝红人荣禄的提问，怎能让人对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康有为的狂妄自大，即便开始对其颇为赏识的翁同龢也都觉得他过于“狂甚”。但出于政治考虑，翁同龢还是在这次谈话后在光绪皇帝面前夸赞了康有为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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