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爱的这封信是1922年12月22日写的，那时他还没离开日本。但蔡元培在1923年元旦才收到这封信，那时老爱已经离开上海了。

实际上，蔡、夏二人都给老爱写信联系过这件事，但由于老爱在日本行踪不定，邮递员想找到他也不太容易，所以直到老爱离开上海才收到这封信。老爱接到信时，才知道误会了。但是行程已不能追改。他回信请求谅解。

还有人认为，是有人从中作梗才导致这场误会，比如当时有日本人传言北大无力支付酬金，还有那个斐司德无端插那么一杠子的事等等，都非常蹊跷。

也有人认为，老爱那时把犹太复国事业放在首位，匆忙结束东方之旅，是为了及时赶到耶路撒冷为希伯来大学奠基。

的确，老爱的出席对巴勒斯坦极为重要。2月2日到巴勒斯坦时，总督萨缪尔以隆重的国宾礼接待了老爱，希伯来大学成立仪式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执委会主席尤斯金这样邀请老爱上台讲演：“爱因斯坦教授，请您登上这个已经等待了您两千多年的讲台吧！”

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整件事的决定性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叫“约定”。

中西方对“约定”这个概念，似乎至今也没完全达成统一，各有各的理解。当然，分歧远不止体现在一两个词汇上。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人类分为两类：中国人、外国人。你要说，某某事的国际惯例是什么什么，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这里是中国，不能一样的——NND，在他眼里，似乎中国人不是地球人！OK，扯远了，再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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