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藩跟儒家的礼治是相抵触的，儒家奉行干涉主义，主张通过维护君主的权威来实现干涉主义，而藩王制度恰恰影响到了儒家的干涉主义，这也是汉明两代儒臣皆力主削藩的原因。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的末日危机。

“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贾谊的《治安策》深刻论述了这种盛世下由于藩王制度而潜伏的末日危机。

不光如此，苏轼也针对削藩问题发表了一番议论，苏轼在《晁错论》的开篇提到世上最难办的事情是表面上一片太平，暗地里却埋藏着隐患，实际上就是指封藩。接下来苏轼指出要想成功的削藩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第一，要把削藩这件事情搞清楚，也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科学评价，要清楚削藩的后果；第二，一旦由于削藩而带来了后果，就不要害怕；第三，削藩要讲究循序渐进。苏轼在提出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也点明汉代的晁错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

建文皇帝在没有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过急过快的削藩，是建文皇帝失败的根本原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朱棣的造反是被建文皇帝所逼迫，造成此种局面的责任在建文而不在朱棣。虽然建文皇帝失败了，但建文皇帝的仁政、礼治在明初的政坛上留下一抹余辉，这对朱棣日后的施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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