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7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钟表、几何原理、机械、福音，另一方面，东方的内阁制度、考试制度、儒家文化也由这些传教士带到了西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同时并举，在17世纪的欧洲不可避免的刮起一股中国热，在文艺复兴和儒家文化的推动下，终于迎来了欧洲的启蒙时代，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中世纪。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神学。”

1584年西班牙教士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书中说道：“中国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他们一样生活的很好，他借此向神学发动进攻，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基础。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书，书中说道：“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1756年，为了反对英国首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独裁统治，英国议会开始用中国的文官谏议制度来对他进行抨击。

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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