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既定下2700万担的定额税赋再想增加则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帝国奉行的是儒家体制和洪武宪法，任何的增税都会遭到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官政治下，离开了官僚们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其一；其二是那种强大的惯性横亘其中，就是那种阻碍变革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你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习惯一种体制的时候，任何的变革都会让你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你就会奋起阻碍之，话说回来，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国选择什么样的体制都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长期的对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轻易去变更或者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税的困难性方面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事实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帝国的经济结构和从业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上升，商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些都说明财富正从农业向商业转移，政府的征税目标也应该转向商业领域。但正像杜车别所描述的那样，士绅阶层出身的官员跟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领域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的禁脔，对农业增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商业增税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点在万历朝那种惊心动魄的矿税斗争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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