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2-23 09:08:53

七

刘知几《史通》的创树意义还远远不止上述这些。

他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史才难于一切，也高于一切。在《史通·才第》中，他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原因是，“援笔成史则垂之千古。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

所以，他认为做一个史学家要比一个经学家、辞赋家更难，他不仅在自身品德修养上必须循守史家秉公之义，公平持正的原则，不为外力影响，始终坚持实录，而且对个人才具有着更为苛刻的要求，必须兼备才、学、识三者兼长。“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但是，世间通行的法则是，“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结果就造成了写史之人“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这种情况下，只能产生大批名不副实或才不足任的编修史书之人，真正的史家廖若晨星。

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他回答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说自他口吐这一言之后，“时以为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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