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三次进入东观修史，刘知几的心理不适与厌恶感也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

原因很简单，上面监修的主管太多，他们指指点点，众口哓哓，干扰太大，自己不能按照史家应有持公执正之义秉笔直书，这严重触犯了做为一个历史撰写者的心灵底线，违背了自己所尊奉的为史原则。那么，只能扔掉手中的笔，拂袖而去。

他在《史通·自叙》中书写了心中的愤懑：“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

出于情面，他没有在上述文字中具体列出“监修贵臣”的名单，《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中却完备地记有：“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新唐书·刘知几传》更为详尽地道出了他辞职的原因。“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他修书一封，向萧至忠提出绝不可留的五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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