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柳宗元、韩愈不约而同想到了为儒学起弊振衰，欲以一己之力使儒学再度复兴。

韩愈选择的突破点是向繁盛的佛老之学开火，希望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触排异端，攘斥佛老”，以佛学的彼消，达到儒学的此长。故而，他提出天道论和性三品，乃至最后奋不顾身地上书皇帝《谏迎佛骨表》，认为对待佛教，应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柳宗元却并不认同韩愈的这一振兴儒学的方式。他受母亲影响，自幼好佛，因而谙熟佛典，深知在克欲求静、笃志道行方面，佛儒相通。他认为佛教义理并不全与儒学相冲突，对之进行适当的吸收、融合，反而可以弥补儒学的不足。韩愈的弟子李翱后来从行动与学理上反证了柳宗元这一观念的正确。

面对佛老，柳氏采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和而求同。因为佛学理论中所倡导的不爱为官、不争能好胜，乐山水喜闲安等等思想，与儒家思想非常吻合，而且，世人所批评佛家的“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其实是一种隔门窥奥的粗暴误解，佛教不仅讲生老病死、苦集灭道，而且他亲眼所见，“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

他不同意韩愈将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纠缠一处的观念，而是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两回事，互不干预，“生植与灾荒，皆田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而人事的决定力量是什么？那就是要靠提倡儒家的仁义道德来加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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