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是为了篡位,篡来的位则一定要传给子孙,他还会用苛严礼教和律法将晚辈们逼上绝路吗?这是历史留给今人的思考。
而让当时西汉人集体思考的是,要制造尽可能多的嘉瑞,把这位深得民心、深孚民望的准领袖推上伟大统帅的位置。
嘉瑞从此不断。
时代陡然变得很荒唐,像极了1950多年后的大跃进时代。
1958年,郭沫若曾给《人民日报》写信,信文如下:“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早稻才闻三万六,中稻又传四万三。繁昌不愧号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请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其实,他清楚知道不是他的笔赶不上卫星的放飞速度。
公元8年的大汉就陷入这种集体的撒癔症状态。
广饶侯刘京上书说:“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说,巴郡出现了石牛,太保属臧鸿说,扶风出现了雍石。
王莽对此深信不疑。支持他信念的理论依据是他生硬咀嚼的五经。《尚书?康诰》中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春秋》中隐公不言即位,摄也。这两部经是周公、孔子所定的,所以为后世法。更何况,孔子说过,“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莽我岂敢不听?子不言怪力乱神,可惜王莽没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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