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是为了篡位，篡来的位则一定要传给子孙，他还会用苛严礼教和律法将晚辈们逼上绝路吗？这是历史留给今人的思考。

而让当时西汉人集体思考的是，要制造尽可能多的嘉瑞，把这位深得民心、深孚民望的准领袖推上伟大统帅的位置。

嘉瑞从此不断。

时代陡然变得很荒唐，像极了1950多年后的大跃进时代。

1958年,郭沫若曾给《人民日报》写信,信文如下：“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早稻才闻三万六，中稻又传四万三。繁昌不愧号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请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其实，他清楚知道不是他的笔赶不上卫星的放飞速度。

公元8年的大汉就陷入这种集体的撒癔症状态。

广饶侯刘京上书说：“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车骑将军千人扈云说，巴郡出现了石牛，太保属臧鸿说，扶风出现了雍石。

王莽对此深信不疑。支持他信念的理论依据是他生硬咀嚼的五经。《尚书?康诰》中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春秋》中隐公不言即位，摄也。这两部经是周公、孔子所定的，所以为后世法。更何况，孔子说过，“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莽我岂敢不听？子不言怪力乱神，可惜王莽没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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