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不太重要的公司测验。一个新加坡哥们监考,那个郑重劲的,西装领带,我那年结婚时好像也没有这么郑重过。他们规定交卷后要统一离场,咱中国人哪有这个自觉啊,交了卷,又没有什么做弊的可能了,走得慢就赶不上停靠在巴楼的二路汽车了。几个兄弟拔脚就走,现场就乱了。那个监考的一声怒吼:不许动!!!把大家给吓的,看他怒目相向,面如猴臀,只好老老实实又静下来。
后来,我发现新加坡人对考试极有敬重感,规矩和程序一丝不苟。而且,他们学校里的考试更不得了。我考察感到,这应该与中华传统有某些关联。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极重考试,赶考是人生大事,科场做弊要杀头。这种视考试为某种神圣的传统,在海外仍有遗存。我们现在倒很少了。除了高考还基本正规,其余的那个那个啊。
程序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体现敬重与威严。有时候形式和内容不能一分为二,需要合二为一。内容是很虚的东西,需要形式来体现。所以,重形式的传统应该不能完全和形式主义划等号。
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形式性,包括面子,源头上应该追溯到周礼那儿去。商重巫,周重礼。礼这个玩艺对生产生活基本没有实质意义,病了饿了找他没用。但礼这个形式,又规范着社会等级秩序和诸侯关系。你按礼的要求,在特定时间地点,干点特定的事儿,说点特定的话,等于表明你尊重现行的秩序,也是以行动告诫别人要尊重这个秩序。所以,天下无礼则乱。孔子对周礼崇拜得稀里哗啦。后来,诸候强而天主弱,而诸侯不管再强,都还要继续守礼——这就纯粹是给天子面子了。真像明恩溥教士的定义一样,这些特定的话是不是诸候们的真实想法,都无关紧要。但你必须要说,不说就是礼崩乐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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