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领导生于甘肃，十七岁上大学之前一直吃玉米饼子。我们现在搞宴会或接待客人，只要他参加，那就不能点“粗粮拼盘”之类的菜。他一看到就生气，这辈子实在吃够了，认为我们在虐待他。“大包干”解决了困挠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饭问题，这个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大包干也使农民流动成为可能。人们不用挣工分了，自己的田，一个劳力能种了，另外的劳力就可以外出打工了。实际情况是，农村“半劳力”即老人成了种田主力，青壮年大量外流。虽然80年代城市仍然用粮票，但对自由市场不再严格控制，只要有钱就不愁没粮吃。

当时，外资企业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四个特区，雇人有限。私营企业还处于家庭作坊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叫“自雇劳动”，雇佣有限。城市服务业还处于个体户、跑单帮的阶段，倒爷们亲自扛包挤火车，也雇不了几个人。所以，农民流动主要就近，到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政府不愿管理太多流动人口，流来流去的看着眼晕，所以也大力提倡这种“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近打工。

总之，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用大邱庄的禹作敏的评价说：毛主席折腾农民，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

当时的人们认为，农业繁荣是大包干释放生产力的效应。这个观点不错，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当时处于短缺经济。直到90年代瓜瓜果果都卖不出去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原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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