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亲历过八十年代的整顿，但我亲历过一场2004年的某地矿业秩序整顿。省上领导一批示，半年整顿，民营小矿山以及围绕它们的运输业和服务业，死掉70%。当时，社会观念已经很开明了，法治已经比较健全了，尚且如此。此前的情况肯定更惨烈。特别是1989年至1992年期间，当时报纸电视上点名指出，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是和平演变的经济基础。这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一直在想，就温州家庭作坊当年那个弄法，没有被政府出手整死，简直是个奇迹。30年间，假如任何一任领导出手，温州模式可能就完蛋啦。假定每任领导干六年，应该有五任领导；假定每个领导出手的概率都是三分之二，不出手的概率是三分之一。那么，连续五任领导都选择不出手的概率，是三分之一的五次方：二百四十三分之一。换一句话说，温州模式生存概率应该不超过千分之四。我靠，不容易啊！

我这个算法，是一个孤立假定。若真是这样，那中国经济就没有今天了。实际情况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确实很艰苦，但存活率没有低到这个程度。那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发展搏弈，为私营企业创造了谋求生存的空间。这个，倒有点像当年资本主义在欧洲马赛克式的封建小国中间的境遇。

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九十年代朱老板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前，主要体现为中央权力向地方的转移下放，所谓“放权让利”；而在分税制以后，中央通过集中财力，逐步增强自身的权力，地方力量相对下降。“跑部钱进”越来越重要，还跑出来一大堆驻京办主任。但是，无论是分税前后，这三十年都是中央与地方利益深刻调整、各地政府之间激烈博弈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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