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和宁一开始出去时,每到县与县的交界处时,总有当地人带着口罩,用喷雾器在汽车的四周喷洒福尔马林消毒,做做样子,就觉得好笑。那大山里,就是有非典,要扩散多难啊!流动人口那么少,当地人又彼此很少往来,怎么传染呀。哪像北京,整个城市的人,就像这个城市的血液,不断地流动着,确实太容易传染了,也太难控制了。
就这样,我就在望京和CBD之间,两点一线地上班、下班。虽然是上班,但其实是蹲点而已,有事情又不能见面谈,最多用电话先大致说说,然后总说等一切正常后再说。
那时,学生中有个贵阳的学生就来电话,问起我的情况,并说在家呆着实在无聊,想回北京。我征求了同学的意见后,就让他回来,与我同住。这个学生特别能侃,而且思想还比较特别,与我很臭味相投,生活就又逐渐丰富了起来。
因为已经是春夏之交,天也热了起来,他在我住的屋子里,在沙发上铺了简单的行李来睡;他白天随我一起去公司玩,晚上随我一起回去,然后总是很多新鲜的老家的事情讲给我听,交流一些非典中人性表现出来的善良与扭曲。
大致在六月底,北京的高校才逐步地开放,很多学生陆续返校。网络真的是好,学校的很多通知之类的信息,都是通过学校的网站来传递的;还有QQ,班主任用它给自己的每一个学生留言,告知返校的时间。据说,非典期间,学生每天都通过短信或者QQ,向班主任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在大灾难的考验面前,北京的高校释放出了难得的母亲情怀,体现出了足够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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