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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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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总体田赋适中,但各地田税不一。一般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征二升,重租田征收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江浙原先属于张士诚武装集团的地盘,老朱忌恨当地革命群众曾经支持张士诚和他竞争,报复性地定性苏、松、嘉、湖地区的豪族和富户田产为官田,还按照民间私租水平来征收国税,故意折腾这个群体。这里再次彰显了老朱心胸不够宽阔的个性,但以民间佃租惯例征收国税实属胡闹。司农卿杨宪脑子短路了,认为浙江西部的土地肥沃,应该“增其赋,亩加二倍。”于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定居的人们就惨了,亩税有的高达二、三石,一年到头的土地产出官家取其七八,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还逃亡不得。洪武十三年,老朱命令户部略微裁减江浙高税区的田赋,但依然坚持惩罚性的税收政策。建文帝上台后觉得爷爷的愤怒有点过了,诏书恩准按照一般税法缴纳皇粮;而明成祖夺嫡后和侄子打别扭,明知不合适又改回去了,倒霉的长三角洲民众太悲催了!明英宗年间因为民困至极再次议减长三角的田赋,但是至明朝灭亡这一地区的赋税水平一直高于国内其它地区。更可憎的是,朝廷和地方的相关利益集团每每作梗捣乱,对蠲免诏书或户部文件的执行阳奉阴违,不顾当地百姓感受和死活。赋税水平高,征缴额巨大,相关官员们就既有“钱程”又有前程,当然不乐意减税;但是行政体系敢于公然矫诏曲诏,不听天子与朝廷号令,明朝地方贪官污吏的狗胆子算是可以包天了,皇朝时代还真是极其稀罕。

创业阶段朱元璋最重谷物征收,大局已定后军粮消耗锐减,明廷逐渐重视银钞和各种实用物资。洪武九年允许老百姓纳税时以银两、铜钱、纸钞和丝帛代替税粮,这时规定“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入粟者听。”其后逐渐允许地方百姓以各种各样的土产物资折抵税款,北方各布政司因为保障边军粮秣仍然以谷物为主,这些说明老朱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既根据情况方便百姓又不使国防受影响。洪武三十年老皇帝修正户部的赋税折算条例为: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四石,纸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明初的物价和通货变化情况,米价下跌了(因为金银数量变化有限,而且因和平市面上贵金属只会更多,而购买力却大大增强了),但是纸钞这不靠谱的玩意却大大贬值了很多倍,大明纸币的信用等级低啊!

明初田税的种类也相对规范,夏秋两税都只包括米麦、钱钞、绢三种。但是到了中明弘治年间,政府田税的名堂科目就五花八门了,而且真实征收水平远超出建国初期。万历年间改革,民间赋税均平度和征缴负担有所改观,但随后就因为战争、土木工程等各项开支居高不下而情况不断恶化。

日期:2011-09-28 10:46:04

田赋之外的其它税收,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相对简约,税率也不高。但四代领导人明仁宗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已经开始增加税种科目,明宣宗年号宣德却德行不够宣达,不仅出台更多的杂税、扩大税基,而且贪婪地大幅提高征稽标准,祖宗留下的旧有税种税率也被他一口气提高了五倍。明英宗继位初期略收敛,此后明朝各项苛捐杂税的名目不断增多,税率也呈现长期加码趋势。

明初商税三十取一,敢于擅自多征者老朱绝不轻饶。而且朱元璋明令蔬菜、水果、饮食、畜牧等百姓日常餐厨用品一律免征市税,对各地364处年收税额不足五百石米的“税务局”统统撤销。清理了丞相胡惟庸后,朱洪武给户部的御批文件说:“过去(胡惟庸)任用的奸臣专务聚敛,市面上不管什么东西和琐碎物品都征税,这是给老子脸上抹黑啊!从现在开始民间结婚丧殡祭祀之物,还有交通工具和服装面料等,可不许再征税了。”(“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朱棣篡位当皇帝后也在杂税上很大度,永乐初年规定:“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

可惜明朝百姓的福分太薄,后面的皇帝可舍弃不下这些小收入。明朝中期,商业税、印花税、养路费、城门费,各种杂税都飘浮出来,逐渐发展到“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除了农具、书籍和其它自身携带的非卖品可以免税外,强大的政府税收让民众无处藏身,因为明法规定税务局和城管工作者发现了隐瞒的应征税物品,可以将之没收并提成半数;这政策鼓励下,税务人员和城管积极性高得很。民间买卖不动产有交易税,签合同要交公证费(“契本别纳纸价”),竹木柴火官府要“抽分”,河里钓鱼都有“鱼课”。明孝宗弘治初年光北京城的进出城门费(“九门之税”)就收了纸钞六十六万余贯、铜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最搞笑的是政府收税咋说还算能对付着圆场,堂堂大明朝居然出现了“天下私设无名课税”的咄咄怪事。《明史》赫然写到“然自隆庆(明穆宗)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矣。”明代后期的地方官、管事者公开向乱世拦路打劫的响马、山贼和水匪看齐,堪称中国皇朝史的绝世奇观。

日期:2011-09-28 10:48:09

明朝早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多数年份都有结余,明成祖时尚有余力支持耗资巨大的郑和航海,还投入大笔资金搞文化活动。后来的皇帝多平庸昏悖之徒,外廷与内府开支巨大,不仅皇室的直接费用吓人,豢养的宦官队伍和特务数量之多更创下历史记录,所以虽然实际年度财政收入陆续攀升,但总是感觉钱不够花销。这意味着民间的负担益发沉重,国民的广义福利下降。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当政后,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入不敷出,于是加赋、聚敛,政府的脸面根本顾不上了。东南有倭寇,北方防瓦剌和鞑靼,内地还要应付零星的农民暴动和流民反抗,国防、治安焦头烂额,财政自然也捉襟见肘。(注:瓦剌部即成吉思汗时代被术赤北伐征服的斡亦剌惕部,蒙元称为漠北卫拉特诸部。明朝大将兰玉北伐,“捕鱼儿海”战役大破北元军主力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大权旁落,蒙古各“爱马”即部纷纷脱离“大汗”独立并觊觎汗位。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经过一番内部争斗,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斡亦剌惕部成为新的草原强部,并控制元室后裔为傀儡可汗。)

万历朝张居正改革,朝廷澄清吏治、改革赋役、开拓财源、整顿‌‍军‍‎事‍‎‌,情况短期间内有所好转,但新政被保守派颠覆废除后,大明朝貌似还强盛,其实已经百孔千疮、无可救药了。随着万历三大征和明末镇压流民军战事的大规模展开,辽饷、剿饷和练饷不仅让政府财政完全破产,国民的纳税负担也无以复加。

日期:2011-09-28 10:52:13

④徭役的痛苦

明朝徭役法规定男子十六岁成丁,成丁而役,年满六十而免。国家徭役有里甲、均徭、杂泛三等,按户派差为甲役、按丁派差叫徭役、政府临时差办公事为杂役。百姓应差可以本人出力,也允许缴钱由政府另外雇人代为服役。按照明朝法令和规矩,各级政府征发百姓服徭役必须按照黄册来,并注意派差均匀,既要考虑地域因素也须注重家庭和个人平衡,但是实际执行往往是另一回事情,洪武朝以后尤其如此。

考察明朝的徭役就必须关注匠户的生存状况。明朝建立后,将蒙元工奴制的工匠世袭体制完全继承,把全国工匠统一分类,分别隶属于工部、内官监和五军都督府管辖,叫做工匠和军匠。军匠执行‌‍军‍‎事‍‎‌化管理,负责制造军械;工匠则分为轮班、住坐、存留三种服役形式为政府效劳。

细节我们不展开,总体来说明朝的工匠虽然比元朝的工奴地位高,且允许适度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由(元朝是常年役作的准奴隶,朱元璋规定改革为定时服役,非服役时间可以在居住地从事自己擅长的手工业生产),但是依然是受到政府管制的低自由人群。按照明朝役法,匠户接受工部指示到指定地区服役(一般往往是京师),事先还要到工部统一报到、领取文书,路费政府不管;工匠给国家服役打工期间,月给薪水盐蔬,休工者停发。故而明朝的工匠生活相当痛苦,工人奔走于道、困于疾病、盘缠短缺的实例不胜枚举,服役期间遭遇主官和工头的欺压‎‎凌‌‌‎‎辱‌‌也屡见不鲜,工匠逃亡、逃户在中后期达到惊人的规模。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朝廷终于开恩允许工匠以银代役,匠户的处境显著改善,但是徭役却由有手艺、收入高的匠人身上转嫁到身无长技、自愿代人务工的城市贫民和底层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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