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得滥用刑讯。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柴荣下了一道敕令。“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20)规定司法官员在审案时不得使用滥刑，即使刑讯逼供，最多也只能杖击屁股十五下。如果发生犯人被打死的时候，官员就要受到一定处罚。

二、给盗窃犯三次赎罪的机会。“"诸盗经断後仍更行盗，前後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後、赃少多，并决杀。”(21)人总会犯错误的，贫困之下，偷窃别人财物，罪自不当致死。但如果抓进牢子蹲几天，出来再行偷窃，甚至再三再四，这就无法容忍了。柴荣规定，如果犯盗窃罪超过三次，不问第三次盗窃的财物价值多少，一律处死，即使第三次行窃只偷到一文钱。

还有一点非常值得称道，就是柴荣对入狱服刑的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犯人虽然有罪，但毕竟也是人，就有权利享受最基本的人权，至少要保障在狱中的饮食问题。

柴荣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窃钩者诛”，非政治性的犯人往往也都是穷苦出身，入狱后，家里未必有经济能力给他们送食物，有时犯人家中已经无人了。监狱的饮食标准不高，有时难免饿肚子。在周刑统制定出来的前三年，也就是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二十五日，柴荣专门下了一道《供给无家罪人水米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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