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十分担心:“涤公此时想已闻讣,当时事艰危至极之日,恐未能以丁忧谢兵柄,庙堂亦未必许之,然而苦矣!”
令左宗棠根本没有想到的是,曾国藩接到家信立刻匆匆写了一个报告,奏请开缺,不待批准就离开军营,并请求让他的弟弟曾国华从瑞州起行,回籍奔丧。
临行之前,曾国藩草草作了交代,将所统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由提督衔湖北郧阳镇总兵杨载福总统、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协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援师,由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这样一来,不仅使湘军各路人马失去统一指挥,并且,福兴和文俊并非打仗的将才,跟湘军之间的关系也成问题,根本指挥不动,这种安排当然是行不通的。咸丰接到这份奏折之后,一方面不得不被迫赏曾国藩三个月假期,四百两银子,让他回籍治丧;另一方面则将上述处置改为曾国藩所带之湖南兵勇,暂交其弟曾国华统带,等曾国藩销假回营之后,曾国华再回籍,后来又考虑曾国华职位较低,另派杨载福就近统带,彭玉麟协同调度。
封建社会,当然极重视父母丧事,然而,和前方整个战局的胜负相比,这毕竟只是个人的家务,孰轻孰重,是非常清楚的。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时,他就奉咸丰的命令,“夺情”离家,组建湘军。后来的李鸿章,父亲去世时本人近在咫尺,却依然在安徽巡抚福济帐下赞划军务,坚持“上班”,两年之后,福济让他回家守制,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公事的李鸿章,依然不仅没有回家,反而离开安徽去了镇江,远走他乡;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只回家中待了很短的时间便去了上海。可见,“守制”问题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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