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典型的例子是，“咸丰七年(1857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这样的大规模的动作，无疑极大地影响了某些人的收入，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盼望对湖南当时的现状进行改变，要实现这种改变，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对骆秉章身边倚重的人下手，打破骆左联合的结构。

尽管在湖南乃一人之下的身份，但实际上理应由藩司掌握的人事、财政大权统统旁落，不能过问，而文格本来就比较贪婪，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为了弥补在湖南期间的损失，变本加厉地索贿受贿，甚至连他的门丁都拼命向前来办事的人索要门包，因为做得太过分了，终于被人告发，最终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连山东的藩司、臬司都跟着受了连累，同样被降了三级。当然，这是后话，与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但是，一个这样的人，无法长期忍受骆秉章和左宗棠联合行政的现状，则是毫无疑问的，自己的切身利益，显然要比他跟左宗棠的那点交情分量重得多。

于是，文格就利用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开始频频发力。[待续]

日期：2010-10-08 18:37:00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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