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1966年年底正是“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开展之际，是十年动乱中最乱得肆无忌惮的日子。全国红卫兵借着“破四旧”，到处打砸抢，派性斗争已经白热化到了动枪动炮修工事的程度，疯狂的大串联搞乱了铁路秩序。在这么恶劣的状况下，我的一块小手表居然能从吉林长春市寄来万里之遥的新疆柳树泉，而居然没有损坏没有丢失，真乃奇迹啊。

在当时留校的学员中，我是第一个戴上手表的人，大家羡慕了我好长时间。这块表还真争气，一直不坏。因为太有感情了，到现在还戴在我的手腕上，伴随了我40多年，作为我青春年华的一种纪念，作为对已故父母的一种怀念。

发了工资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花，买点什么。我们的伙食标准那么高，比工资都高，每个月96元，吃得那么好，连水果都免费供应，实在不需要自己花钱去解馋打牙祭，再说这里也没有饭馆可去。发的军装冬夏春秋四季齐全，有毛衣有皮衣，单的棉的，头上戴的脚上穿的，一应俱全，还都是上好的质料，用不着自己买。每个月我只留下几元钱买洗漱用品，或者用来洗澡、理发，搞搞个人卫生，其余全寄给了母亲。

寄了一段时间后，母亲说，家里钱够用了，你自己攒一攒留着吧。

我母亲于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的“全军女干部集体复员”后，一直没有工作，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连交一角钱的党费，也是从父亲的工资里出。一个抗战时期入伍参加革命的女干部，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我父亲虽然算是高干，自从评衔定薪后，几十年工资有减无增。在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期，为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党中央提出高级干部减薪，我父亲每个月一下子又少了50多元。那时，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上学，几个姨姨的孩子也先后住在我们家，由我父母照顾，经济负担真挺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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