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在历史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生在世，不管信什么教，期待进什么天堂，但在你的内心的最深处，仍然对死亡有着深深的恐惧。历代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更是忌讳莫深。说什么都好，千万不要提到一个“死”字，甚至连“死”的同音字“四”字，也受到牵连，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数目字。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王重阳外，好像只有两个特例：一个是《聊斋志异》中的姓李的无名书生，他在堂前悬着一个匾额“待死堂”。蒲松龄称赞他说：“亦达士也！”

另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熟悉不过的鲁迅，他在北京抄古碑的那段时间里，事业失败，理想破灭，婚姻失意。于是便给自己刻了一方印，曰“堂”；又给自己取了个别号，曰“俟堂”。意思都是一样，还是“待死堂”！

——这其中彷徨无助的悲观，凄苦万端的绝望之情，恐怕不足与外人道也！一个人要想像鲁迅一样深刻，这，就是代价！

同样的，当时年局四十七岁，文武双全的王重阳，一个人默默地住进了这窄小的“活死人墓”。当他孤独地面对着自己那方小小的灵位时，心中该是怎样的一种凄苦和迷惘？

“一处行窝几十年，蓬头长日走如颠。”！从古到今的那些圣哲们，也许都有这种独处行窝，在烈日下蓬头长走的惨痛经历吧？

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王重阳从“活死人墓”中爬了出来，转身几铲子就把“活死人墓”给填了。此时的王重阳，仿佛经历了一番生死劫，脱胎换骨，浑身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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