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门事件的影响之一是美国人对律师们的道德操守几乎彻底失望了，水门事件中人，从尼克松开始，绝大多数都是律师出身。身为熟悉法律之人，居然能够随口说瞎话？美国人打官司多了，恨律师的也就多了，这样一来，律师成了千夫所指。美国律师协会及美国法学院连忙亡羊补牢，抓紧对律师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收效甚微，克林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水门事件也涉及了非法政治捐款，这是当时美国政坛中很常见的现象，从水门事件之后，开始立法限制政治捐款，197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授予公众查看政府记录的权力。不仅在大选上，公众对政府部门有了怀疑后，也可以根据这个法律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艾滋病毒发现权之争。

1989年，《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为期3年的关于发现艾滋病毒前因后果的调查调查报告，其结果和预期的恰恰相反。这篇调查报告指责发现艾滋病毒的美国科学家盖洛盗窃了法国科学家蒙特尼尔的病毒，因此艾滋病毒应该是蒙特尼尔一个人发现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普利策奖的获奖者约翰•库得森，在过去三年中，他就是依照信息自由法案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调阅了一百多份材料，从而得出了这个结论。这篇文章迫使国立卫生研究院不得不进行调查，最后的结论，艾滋病毒是法国人发现的。2008年蒙特尼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独自占有了发现艾滋病毒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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