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税法谈不上有什么先进意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税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后来出现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无论哪一种税法也都不具备革命性，顶多只能算作是更加适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是因为税法的改变不会带来社会性质的改变，归根结底也都是在为君主制所服务。况且封建社会一向是人治大于法治，再好的经都能被念歪了，两税法刚颁布时也曾说过，“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但没过多久，连鸡下出双黄蛋来都要征税。所以看一个朝代的百姓负担重不重，看正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看劳役和杂税的多少。

北宋开国第二年，赵匡胤就下令免除了各道州府征用百姓运送货物的劳役，改由军卒充任。次年，又免除了征用百姓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并规定如果州县不尊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在赵匡胤统治期间，很少征用劳役，即便是征用也主要是为了促进生产，比如说疏通河道之类。赵匡胤自己也说：“朕自继位以来，很少使用民力，只有春初修河才动用劳役，那也是为了百姓谋生计。”但即便是这种劳役，赵匡胤也很能为百姓着想，以往春夫服役是不给口粮的，但有一年赵匡胤亲自去督役，发现役夫们干活很累，有时候还吃不饱，所以心生怜悯，就传下旨意：“一夫每日给米二升，天下其他各处役夫也如此。”从此这项规定就成为了定制。还有一种临时出现的劳役，赵匡胤也不愿让百姓白干，比如说乾德元年（963年），为了加高朗州（今湖南常德）城，赵匡胤曾临时征调朗州的百姓服役，但随后就传旨免去了朗州百姓当年的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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