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方面，现在大流士一世的主要危机潜藏于爱琴海沿岸、安纳托利亚境内的那些希腊城邦。我们知道，自从居鲁士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吕底亚国，那些希腊人建立的城邦就名义上归属了波斯。然而，这种归属只是名义上的，他们看上去更像是希腊诸邦的延续而不是波斯帝国的臣民。最突出的不同在于双方的政治制度差别巨大。处于小亚细亚的这些城邦，基本上采取雅典的民主制。我们知道，此时的雅典是僭主政治的首倡者，而斯巴达是反对派的领袖，因此在希腊半岛上形成了以雅典和斯巴达各自为中心的两派城邦势力。小亚细亚诸城邦作为希腊的殖民地，其政治制度偏向雅典一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而这一点恰恰和波斯人的君主制度相背离。因此，在大流士一世登基之后，为了消除潜在的反对者，他向小亚细亚诸城邦提出：要他们放弃民主制、归向君主制。这项要求与这些希腊人的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相差甚远，自然受到拒绝。双方就此进行了好几年的谈判，波斯帝国气势汹汹地威胁小亚细亚城邦们，而这些希腊城邦则公推曾经最早投降波斯人的米利都城邦为首领与波斯人对抗。

现在，大流士一世必须稳定埃及到地中海一代的局面，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因为他的大军正在东部与游牧部落进行决战。在东部，大流士一世取得了节节胜利，并最终于公元前517年进入了印度河流域，将波斯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印度次大陆北部。此间，为了保证集中足够的力量来进行东部战争，波斯帝国必须在错综复杂的西奈半岛到迦南地区打进一颗钉子、安排一个愿意效忠自己的民族来形成在此地的均势——毕竟，无论是撒玛利亚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他们都没有从波斯人那里得到什么现成的好处，实在没有多少为其看守西疆的义务。倒是被放归的犹太人，除了从波斯人那里获得承认与保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生存余地——这样的形势下，支持犹太人建立圣殿不但是一种践约的行为，更是战略的需要。也许正是因为如上的原因大流士一世终于同意了犹太人继续兴建圣殿的请求并给予了相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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