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来在统一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始终存在一个统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图,接受治化,同时,扩充的版图越大,要使人们心悦诚服就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个治化上的矛盾,自汉武帝起,就多方设法推行儒家的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看,只有君臣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一般读书人都很记得“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现的方式换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种连带责任:在有所劝的场合,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有所惩的场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连”。
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我们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而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这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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