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人种田，学者著书，各有分工，自古亦然。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官员出书，却忽然火爆起来。而且数量之多，部头之大，就连那些专事学术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本来，官员平日事务缠身，能忙里偷闲，著书立说，是一件可敬可叹的事。可问题在于，时下官员出书虽有佳品，但大多数，却是些滥竽充数之作。

早些年，大学生凤毛麟角，那时官员拿文凭，至多还是本科，后来大学生多了，本科已稀松平常，于是官员就去拿硕士。近年来，社会上又热衷博士头衔，故机关干部攻博又是一窝蜂。有人曾把国内的博士分为三类:一是学子攻博，曰学博；二是老板攻博，曰商博；三是官员攻博，曰官博。不可否认，官博之中，确有不少真材实料，但浑水摸鱼的，肯定也不少。

写书与读学位，按理都是些苦差，无心做学问的人，是用不着凑热闹的。可如今官员为何对出书、拿学位情有独钟呢？站在经济学的立场看，出书、拿学位的背后，一定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驱动。不过这里的利益，并非官员赚稿费养家餬口，也不是拿文凭评职称。官场的利益最大化，是职位的最大化。就是说，官员出书拿学位，大多是奔着升官晋职去的。

那么，出书、拿学位与官员的升迁有何瓜葛呢？

改革开放后，中央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干部制度改革。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干部队伍建设，明确提出了“四化”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的“知识化”与“专业化”，就是指当官要有学问。如何才算得有学问呢？我曾说过，官场如商场，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是说，选官的人与被选人之间，信息是不充分的。下级要想得到提拔，就得向上级显示出自己“有学问”的信息。可显示信息就像商家做广告，推介策略大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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