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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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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翦相比,李斯的斡旋缺乏一种深层的力度。在蒙恬的记忆中,李斯从来没有坚持过什么。无论是长策大谋,无论是庙堂事务,李斯即或明确地申述了主张,只要有大臣一力反对,李斯都是可以改变的。当然,若是秦王皇帝持异议,那李斯则一定会另行谋划,直到君臣朝会一致认同为止。与李斯交,谈话论事从来都很和谐顺当,可在蒙恬心头,却总有一种不能探底的隐隐虚空感。蒙恬是同时结识李斯与韩非的。蒙恬更喜欢孤傲冷峻而又不通事理的韩非,无论与韩非如何争吵得面红耳赤,蒙恬还是会兴冲冲地捧着一坛酒再次去纠缠韩非。根本原因只在一处,韩非胸无城府,结结巴巴的言辞是一团团透明的火焰!后来,当蒙恬看到《韩非子》中解析防奸术的几篇权谋论说时,几乎惊愕得无以言说了——能将权术阴谋剖析得如此透彻,却又在事实上对权术阴谋一窍不通,人之神异岂能言说哉!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喜欢韩非,尽管他后来也赞同了杀韩非……韩非与李斯,是两类人。在蒙恬看来,李斯生涯中最耀眼的爆发便是《谏逐客书》,孤身而去,义无反顾地痛陈秦政错失,一举扭转了刚刚起步的秦国新政濒于毁灭的危境,可谓乾坤之功也。也是从那时开始,李斯奠定了朝野声望,尤其奠定了在入秦山东人士中的巨大声望。应该说,这是李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坚持。可是,蒙恬从李斯后来的作为中,却总是嗅出一种隐隐的异味:《谏逐客书》并非李斯之本性强毅的体现,而是绝望之时的最后一声呐喊。在帝国文明新政的创制中,李斯确实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大政之才,堪称长策伟略之大手笔。李斯领政,所有大谋长策之功皆归皇帝,所有错失之误皆归丞相府承担,极大维护了皇帝陛下神圣般的威权声望,你能说李斯没有担待?然则,蒙恬却分明地体察到,他对李斯的那种隐隐感觉,王贲也有。那是一次军事会商,蒙恬说到了李斯的主张与秦王一致,王贲的嘴唇只撇了一下而已。王贲一句话也没说,此后也从来没有在蒙恬面前说起过李斯。虽然如此,仅仅是这一撇嘴,蒙恬却明白地感受了王贲的心声。越到后来,蒙恬对李斯的这种不安的感觉便越是鲜明起来。震慑山东复辟的大政论战中,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怒火显而易见,李斯便立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焚书令,后来又坚执主张坑杀儒生;其时,李斯对回到咸阳襄助政事而反对震慑复辟过于严苛的扶苏很是冷落;李斯明知一直沉默的蒙恬也是扶苏之见,却从未与蒙恬做过任何磋商……凡此等等,蒙恬都深觉不可思议。以他对李斯秉性才具的熟悉,李斯为政不当有如此铁血严酷之风。然则,李斯一时间如此强硬,强硬得连皇帝陛下都得在焚书令上只批下了“制曰可”三个字的宽缓决断,而不是以“诏曰行”的必行法令批下。李斯如此强硬,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突兀变化,蒙恬难以揣测其中缘由,又因不欲牵涉扶苏过深而不能找李斯坦诚会商,这道阴影便始终隐隐地积在了心头……不知从何时开始,蒙恬与李斯的来往越来越少了。甚或,在朝的蒙毅与李斯的来往也颇见生疏了。事实上,蒙恬从军,李斯从政,相互交织的大事又有太尉府,大政会商之实际需要也确实不多。然则,这绝非生疏的根本原因。生疏淡漠的根本,在于李斯对扶苏与蒙氏兄弟的着意回避,也在于蒙氏兄弟对这种着意回避的或多或少的蔑视。蒙恬为此很感不是滋味,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李斯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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