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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