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唐宋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南方沿海和长江下游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业团体。其中，有些外国商业家族侨居中国相继五代之久。

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还成为学者，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中国官僚机构；他们完全中国化了。蒙古人时期，中国与西面国家的相互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整个大陆，124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安全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旅行第一次成为可能。

当时，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向东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师，他们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则如同波罗一家，是商人，他们为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商机会所吸引。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再一次封锁了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于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见第二章第七节）。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团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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