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许多人丧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后者至少造成了1300万人的死亡！促成动乱的另一原因是，与甘地预期的相反，战后英国奉行压制政策。1919年3月的《罗拉特法案》准许政府不经审判就能拘押宣传鼓动者，授权法官不用陪审团即可判案。甘地组织了一次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来进行回击。

在随后发生的骚乱中，英国将军戴尔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血案”。他试图向老百姓强调政府的力量，命令军队不经警告便直接向举行政治集会的赤手空拳的市民开枪。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伤。

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指责戴尔将军，解除了他的指挥权。但上议院却支持戴尔，通过公开募捐为他筹集了26000英镑的安慰金。然而，强烈的抗议浪潮立即席卷全国，甘地指责政府是“恶魔”。

甘地无疑是战后这场反英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914年以前并没有对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见第十五章第六节）。它实质上仍是极少得到乡村民众的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

甘地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设法来到村民中间，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参加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甘地虽然是一位受过伦敦训练的律师，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实际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国此，他能用意味深长的话语与他的人民沟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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