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时代的科学院在中关村和联想史中留下来的痕迹，带有无穷的戏剧性，其影响所至，迄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乃是外界看来不加节制地支持。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精英分子们无法理解前代人之间的“战友”感情，也就无法推及联想所获支持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

内心

1989年3月，柳传志不停地开会。讨论汉诺威的会议自不必说，3月23日他还召集联席会，说要讨论加强公司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天，他又受委托给15室、16室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讲话。

那天，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近年来，我们党的局部形象是苍白的。党的组织生活不能按期召开，开会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发展党员，此外，就是发牢骚，拉闲篇，小组长的主要职能就是收党费，等等。”

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不可能产生出柳传志一代的感情。后者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带着一种如何神圣而崇敬的心情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们四十多岁的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1960年我上高三，17岁，正是困难时期，到晚上饿得能抓一大把药丸子塞到嘴里。但那时候团支部号召说，一人捐两斤粮食支援灾区，马上就捐，眼儿都不眨！好多同学个儿头、块儿头比我大，也都这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力量。我们看电影《上甘岭》时，前面一排倒下去，后边跟着扑上来，我们是要流眼泪的，而且真心相信，一点儿都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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