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唐三代领导人的努力，唐帝国律令完善，社会稳定，疆域空前辽阔。继苏定方灭亡百济、刘仁轨大败倭人之后，八十岁的老将李绩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克平壤，高句丽完全灭亡，唐代的疆域至此达到了极盛。高句丽倔强异常，屡次挑衅中原，终于在高宗手中荡平，自然不免又歌舞升平、庆贺一番。然而表面上的盛极一时下潜伏着种种危机，未能引起在上者的警觉，导致不久后国势出现逆转。

1、 府兵制的崩溃。

因府兵待遇下降，士兵逃亡不断，军队士气低落。在刘仁轨带兵经略百济之时便已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惜乎未能引起高宗的重视。之后府兵逃亡现象更加普遍，朝廷被迫颁布严令，逃往军士的家眷将作为罪犯没入宫中，可见情况的严重性。仁孝的太子弘曾以该规定太过严苛为由表请皇帝废除。

2、 军纪涣散，吏治松弛。

太宗时代很重视对于军纪的维护和对被征服民族的怀柔，侯君集立下灭高昌这样的大功，也曾因为纵兵劫掠而入狱。及至高宗时代，唐军被对外征服中的长胜战绩冲昏头脑，朝廷也重才胜过重德，只要打了胜仗，一切好商量。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原本持身甚正的苏定方到了辽东战场上也象换了个人，百济破时，白骨盈野，十不存一，令刘仁轨对他颇有不满。

3、 重征服而轻治理，对占领区经营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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